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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惠先生，你好： 读了先生发表于《雨花》，转载于《散文选刊》（2000年第5期——或许记错了罢）第 50至51 […]

牧惠先生，你好：
读了先生发表于《雨花》，转载于《散文选刊》（2000年第5期——或许记错了罢）第 50至51页上的《农民与知识分子》，颇不以为然。
首先，我得阐明一点，我就是一个农民，故而常产生一些与农民生活相关之联想。譬如那些骑在农民头上拉屎的官们或者不劳而食之寄生虫们，我便常想到猪。农民辛勤不辍，一日三餐喂养着猪，照理猪该感激涕零才是，然而猪呢？在农民的喂养下，过着食居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兴之所至便哼哼歌曲，再不就是扭扭一些农民并不懂的舞蹈。又或是悠闲地斜躺着，在梦中浪漫又浪漫。最终猪白白胖胖了，便瞧着农民那被艰辛吞噬得不成模样的农民不顺眼了，一会儿说，哼，我可比你漂亮多了。一会儿想，不懂艺术的蠢货，一会儿又斜着眼，鄙视着：你可有过这样浪漫吗？哼哼！
不过先生不必见怪，先生可是一位学士丰富的知识分子，与猪无关。只是恕我直言，先生从自身和一位叫做徐友渔的亲身经历中得出“农民对知识分子仇视”这样一个结论，直让人瞠目结舌。
细细思量，又释然。真心地理解并同情与农民的知识分子，近百年来，除了一个鲁迅，实在是屈着手指也数不出几个来。有的尽是嘲笑农民的知识分子，歪曲丑化农民的文明人，仇视鄙薄农民的艺术家，谩骂调侃农民的痞子流氓。其实他们忽略了最最不可忽略的一点。他们仇视嘲讽谩骂鄙薄着的农民，正是他们之喂养者啊！我就不相信，他们当中就有人是喝西北风长大的，是饮矿泉水和可口可乐度日的，是靠嚼“伟哥”之类补药生存的。不过想到猪，我便很理解他们了。不错，猪可以这样，作为万物之灵的他们为何不可以呢！
另外，依我愚见，当然我并非知识分子。所谓愚见，纯属揣测。知识分子做文章时，大概不会选病倒在床上发烧说胡话的时候来做吧。但读了牧惠先生你的该篇大作，却认为先生大有这嫌疑。不然如先生这类智慧超群知识丰富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犯概念不清逻辑混乱之毛病呢？先生文题是“农民”与知识分子怎样怎样，但引文中不见半个农民，只有几位所谓“掌权的农民”。洪秀全是掌权的农民，李自成、刘宗敏也是，他们能叫农民吗？你是进化了的猿，我能说你是猴子吗？这样的概念不清，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其实，这也难怪先生。在先生清高的世界里何尝见到什么真正的农民。农民喂养什么从不宣扬和表示的。就算退一万步，这些“掌权的农民”也算是农民吧，他们也只是农民中的一小撮，那比例与一毛与九牛相比毫不为过。如此少量的人怎么就代表农民了呢？这不是以偏概全吗？这也难怪先生，譬如猪，它挨过农民几鞭子或几食勺，它能心中无恨吗？先生受过这么多苦，恨恨人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不该乱七八糟恨错对象就是了。
倘若先生不肯承认自己是在病床上发烧说胡话，那我可得注意了，你是在真真正正地仇视农民！若如此则与猪何异？中国有句成语叫“对牛弹琴”。但愿我这些文字不是与猪论理吧！